“小故宫”里看妙笔神工

北京故宫临摹珍品走出“宫门”，跋涉千里来到渭南“会友”。4月29日，为期两个月的“国宝重光——故宫博物院国家级非遗古书画摹制技艺展”在华阴市西岳庙拉开帷幕。

用今人之笔，打开历史记忆的闸门，讲述文物的前世今生。展览以“时间轴”的方式，集中展出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晋、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各时代共百余幅经典古书画临摹之作，涵盖山水、花鸟、人物等多种题材。每一幅作品力求还原原作的神韵和风采，让参观者仿佛置身于历史长河之中，身临其境感受古人的智慧与才情，感受中国传统文化之美。比如，《伯远帖》摹本。《伯远帖》是王羲之族侄王珣写的一封书信，是传世晋人墨迹中唯一具有名款的真迹作品。此帖与王羲之《快雪时晴帖》、王献之《中秋帖》曾一起藏于清乾隆皇帝书房。他将此三帖视为稀世之宝，为此还特地写了一篇《三希堂记》，后书房易名为三希堂，此三帖并称为“三希帖”。其中，《伯远帖》行笔自然流畅，一挥而就，具有典型的晋人洒脱风韵，为研究晋代书法及其书写材料（笔、墨、纸张等）提供了难得的史料。董其昌对此帖的评价是：“潇洒古淡，东晋风流，宛然在眼。”

比如，《听琴图》摹本。《听琴图》描绘的是官僚贵族雅集听琴的场景。作者以琴声为主题，巧妙地用笔墨刻画出“此时无声胜有声”的音乐意境。画面背景简洁，如盖的青松和摇曳的绿竹衬托出庭园高雅脱俗的环境，而几案上香烟袅袅的薰炉、玲珑石上栽植着异卉的古鼎与优雅琴声一道，营造出一种清幽的氛围。画面上方有宋徽宗时期宰相蔡京手书七言绝句一首，右上有宋徽宗赵佶瘦金书题“听琴图”三字。作品构图简净，人物举止形貌刻画生动传神，衣纹线描劲挺略带战笔，树石器具描写工致而毫无呆板，着色浑厚而不失清丽，是宋代宫廷人物画的代表作品。

再比如，《虢国夫人游春图》摹本。《虢国夫人游春图》描绘的是杨玉环三姐虢国夫人及其眷从盛装出游的场景，是唐代画家张萱“绮罗人物画”的代表作之一。他充分发挥了中国画“计白当黑”手法，用湿笔画出斑斑草色，不着背景，没有山水作为陪衬，而观者从行人的脸上看到了悠闲欢愉、轻松喜悦的神情，感受到了阳光明媚、风和日丽的春天气息和大气、自信、乐观的盛唐风貌。此画原作已佚，现存的是宋代摹本，因金章宗完颜璟判断失误而题为宋徽宗摹本，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。

如此类高级别的摹本，这次展出还有很多很多。也许有人会说，不是真迹只是摹本，值得看吗？答：值得，非常值得！

中国古代书画作品多为绢本或纸本，俗语有云“纸寿千年，绢寿八百”，一来受保存条件的限制，许多真迹没有保存下来，流传至今的历代书画，有不少都是时人或后人的摹本。临摹可不是简单地“照着葫芦画瓢”，需要临摹者以学者的态度去读解临摹作品的深刻内涵，捕捉历史气息，揣摩古人意趣，了解工艺流程，掌握技术技巧。只有这样，临摹者才能把握好临摹作品的质量和品位，才能淋漓尽致地纵横笔墨，创造出临摹作品中的“神品”。

比如，东晋顾恺之的《女史箴图卷》（现藏伦敦大英博物馆），多数专家认为是隋末唐初的摹本；他的《洛神赋图》，实为宋人摹本。被誉为“天下第一行书”的王羲之《兰亭序》传世有唐冯承素摹本（现藏故宫博物院）、褚遂良临本、虞世南临本等。唐张萱的《捣练图卷》（现藏美国波士顿美术馆）为宋徽宗摹本。历史上许多有成就的画家都是摹古的高手，像赵孟頫、董其昌、张大千等。在原作已不存于世的情况下，摹本即成为唯一展现原作风貌，且极具历史与艺术价值的珍品。二来古书画对环境要求很高，对温度、湿度、灯光都很敏感，在如今科技条件下，一级文物的规定展出时间也不能太久，而且展出一次就需要“休息”好几年。因此，高品质的摹本，非常值得一观。

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，古书画临摹复制技艺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。古书画临摹复制技艺，即通过勾稿、落墨、着色等对古书画进行复制，是传承中国古书画艺术及技法的重要手段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及传承方式。

除了来自故宫的“国宝重光”，在有“小碑林”之称的西岳庙，我们还能看到“妙笔神工”的历代名碑。

碑刻是书法、绘画、雕刻艺术的综合载体，记录着历史的沧桑，折射着文字的嬗变。西岳庙是一个千古名碑荟萃之地，馆藏名碑二百余通，从汉至清，时代序列完整，品类齐全，内容丰富，被称为“小碑林”。

在诸多馆藏名碑中，东汉的《西岳华山庙碑》当属西岳庙“碑刻一哥”。此碑建于东汉桓帝延熹八年（公元165年），碑文由书佐郭香察书，颍川邯郸公刻石。碑文记载了西岳庙的前身集灵宫的规模、祀典之礼等，其书法之静美，历来为后人所称颂。碑额篆书“西岳华山庙碑”六个字丽婉多姿，灵而不乱，被清初学者朱彝尊推为“汉隶第一品”。存碑高七尺七寸，宽三尺六寸，毁于明嘉靖年间关中大地震，现有清代道光年间钱宝甫重刻的西岳华山庙碑，存于西岳庙展厅内。

西岳庙现存碑刻中，“资历”最老的当属北周《西岳华山神庙之碑》（亦名《华岳颂》）。

据《周书·武帝纪》载，周武帝保定元年（公元561年）“亢旱历时，嘉苗殄悴”。保定三年（公元563年）“风雨愆时，疾厉屡起，嘉生不遂，万物不长，朕甚伤之。”周武帝遂命同州刺史达奚武祀华岳祷雨，立应，故立碑记而颂之。此碑刻于北周天和二年（公元567年），螭首龟趺，通高4.09米，宽1.2米，厚0.35米，宏伟高大，碑首、碑身、碑座完整，是全国最著名的北周碑刻。碑文歌颂了华山的险峻气势，华山神有祈必应，为北周政权的奠基人宇文泰歌功颂德。历叙皇权之旦危，皇帝之忧虑。祈祷华山神灵保护，使北周政权如华山之寿。

最为有趣的是，“配角”抢了“主角”风头，后人题刻更为人津津乐道。碑上遍布题记、题名，几无落笔之处，时代从北周到明清，篆隶楷行草，书体兼备，别有特色，堪称中国碑刻史的一道奇观。比如，碑侧颜真卿题刻《谒金天王之神祠题记》，厚润端严中又有拙趣及豪迈之风，令人叹为观止。

唐玄宗御书《西岳华山碑铭》，是西岳庙馆藏名碑中最有故事的碑刻，曾被誉为“天下第一碑”。遗憾的是，唐末毁于兵乱，仅存断石残字。现存于棂星门西南，俗称“五岳石”。此碑东西宽3.1米，南北宽1.6米，残高2.1米。残碑四周为线雕的“神兽”图，在碑身右侧，尚有“飞天”，飘飘如飞，有“吴带当风”之感。

《华岳志》载，唐开元十二年冬十一月，唐玄宗自西京长安往东都洛阳，途经华阴时，看见华山神列队来迎，十分高兴且惊奇，遂问随行大臣，大臣们面面相觑，均说不曾看见。随即，唐玄宗召集能以舞降神的巫婆询问，有一个叫阿马婆的说，她看见了华山神列队来迎皇上，所言与唐玄宗所见一模一样。于是唐玄宗更加敬重华山神，封华山神为“金天王”，并自书御制碑文，命华州刺史徐知仁与信安王李祎勒石于华岳祠。立碑也就罢了，唐玄宗还“文性”大发，御笔亲题写下碑文，次年七月次日碑成，立于应天门。据《唐书·吕向传》记载，此碑“高五十余尺阔丈余厚四尺五寸”，如此宏伟巨制，不愧是当时天下最大的碑刻。遗憾的是，一百多年后，广明元年（公元880年），黄巢起义军自潼关进兵长安，路过华阴，焚西岳庙，此通巨碑亦随之付之一炬。

嘉靖年间关中大地震，对西岳庙造成了毁灭性打击，后经几次重修，有数通碑文详细记录此事。在碑文中，我们可以了解到当年那次地震的具体详情。《华阴县重修西岳庙记》记载，嘉靖三十四年地震，西岳庙倾圮殆尽。此后，明王朝在嘉靖三十六年至万历二十年不到五十年的时间里，对西岳庙进行了四次较大规模的修整。此碑立于万历三十年，民间将此碑称为“地震碑”。

在灏灵殿月台下左侧，有一通《敕建西岳庙全图碑》，此碑长2米，宽0.85米。西岳庙的整个布局、殿堂楼阁的名称、形式及开间大小、门窗斗拱都非常详细地刻划在图中，这对研究西岳庙的古建布局及复原工作提供了极其珍贵的资料，从此图与文献记载对照，此碑当为乾隆四十二年陕西巡抚毕沅重修西岳庙时所刻。遗憾的是，上世纪七十年代此碑受损，折为两段，后请工匠按图复制，立于原处。

说到毕沅，就不能不提《乾隆御书岳莲灵澍碑》。此碑为横卧式，碑身宽4.75米，通高3.5米，为陕西最大的卧碑。

乾隆四十二年（公元1777年）陕西大旱，陕西巡抚毕沅奉旨祈雨，他先是致斋西岳庙，然后轻车简从，登上华山为民祈雨。甘雨连降三天，相邻省份皆受益。毕沅奏请赐书以昭岳神的降雨之功，乾隆深感华山神灵有求必应，大笔一挥，欣然赐书“岳莲灵澍”。不仅如此，乾隆还下令从内务府拨银，“敕修西岳庙”。庙制在此大修之后，殿寝、楼阁、堂廊等建筑增至220余间，基本形成明清建筑风格的宫殿式古建筑群，规模也达到了建庙以来的顶峰。

像这样满载历史文化的碑刻，西岳庙还有很多。“小碑林”，名不虚传。可以说，自西岳庙诞生后，几乎每个朝代都留下了许多碑刻，这是华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：“文物承载灿烂文明，传承历史文化，维系民族精神，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，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厚滋养，保护文物功在当代，利在千秋。”一块块充满历史记忆的碑刻，往往就是一部部值得细细品味和回望的文化史。经过历代的沧桑变迁，这些石碑成为了华夏民族和社会发展重要的见证，给予后人无尽的启示和力量。

保护文物，就是保护历史传承文明；保护碑刻，就是让千年石刻再续光华。在新时代新形势下，“石”刻守护，让文物和文化遗产“活”起来，留住历史的记忆，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，让西岳庙碑刻成为新时代渭南走向世界的“金名片”，是每一个渭南人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。